「流浪地球」奋斗史

周琦
「流浪地球」奋斗史

导演郭帆在影院门口徘徊了好久,直到已经开场10分钟才踌躇地走进去,摸黑走到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坐下。“太紧张了,开场根本不敢进去,从四年前开拍到今天,就像一个漫长的马拉松,看不到终点。”

这是1月末的一个周日,(投黑马Tou.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流浪地球》在北京做了一场针对科幻迷的超前点映,现场来了近300人。

郭帆的踌躇不难理解。自1994年开放引进大片配额以来,中国观众的成长速度远超中国电影工业的成长速度,这使得国产科幻电影一直以来处于尴尬境地。从2014年开始每年都会被提及的“科幻电影元年”,至今除了等到一个杳无音信的《三体》,也再没了下文。

《流浪地球》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

在上映前的多场观影活动中,不论是科学家、科幻迷、还是媒体等都给出了“超出预期”的评价。“很难相信,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拍的大成本科幻片。我可以说,中国科幻元年真的到了。”原著作者刘慈欣对《三声》表示。

2月5日上映当天,豆瓣开分给出了8.4的高分,这追平了好莱坞2015年《火星救援》的成绩。此外,在淘票票和猫眼的评分上,也分别获得9.3分和9.4分的成绩。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发稿时,该片累计获得4.35亿的票房成绩,预测最终票房将达到45.5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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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称不上最优解,但在科幻这种源自西方的文化形态与中国本土文化间,郭帆找到了某种平衡。

一方面,在科幻大片所必备的宏大世界观、特效等要素上,《流浪地球》达到了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很大程度地满足了科幻迷的期待。另一方面,在末世下带着地球逃亡的故土情结、以人类共同体为代表的集体主义,以及中国式的父子情感又为普通观众带去了情感共鸣。

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姬少亭对《三声》表示,这部片子在气质上与刘慈欣的原著十分契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认为这种契合体现在画面、氛围和结构上:“宏大、厚重、冷峻、残酷、精确、坚硬......还有柔软,一种立足于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感情的柔软,这种硬与软的反差在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中是常见的,也构成了这部电影风格化的基调。”

但如果将《流浪地球》放在好莱坞大片的尺度下去评判,不论是特效水平还是故事内核,与同是末世题材、拍摄于2014年的《星际穿越》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或许是为了吸引广泛的观影人群,《流浪地球》在故事结构上略显简单,在情绪表达上也稍显刻意。此外,从2014年至今的四年多时间里,项目经历了撤资、停摆、超期、补拍等种种困难,这也使得在成片中存在剪辑、配音不完美等问题。

瑕不掩瑜。以主旋律、强情绪为主导的新类型电影正成为当下市场的中坚力量,而《流浪地球》也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科幻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存在。“在很短的时间内,科幻影视的影响将迅速超过科幻文学,它必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流浪地球》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和起步。”刘慈欣笃定道。

“最大的愿望是电影至少不赔钱。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相信这个类型,才有更多的导演尝试去拍科幻,中国的电影工业才会不断完善,产出一部又一部电影。中国科幻电影类型才能够成立。”郭帆对《三声》感叹说。

“我做导演就是为了拍科幻片”

在2014年开始的那场憧憬“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热潮中,郭帆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机会。

那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300亿元,连续多年近30%的高增长让行业看到国产大制作从本土市场上收回成本的可能性。而包括《星际穿越》在内的科幻类电影在年度总票房中占比近30%。这让不少人看到了机会。

2014年11月,中影集团拿出搁置多年的刘慈欣的三部短篇小说《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微纪元》,对外宣称将分别投资6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4000万美元进行电影改编。半年后,正为项目寻觅导演的中影得知郭帆正在筹备科幻电影,便向其发出邀约,郭帆在三个项目中选中了《流浪地球》,双方很快达成协议,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彼时,在郭帆的代表作中,一部是青春片《同桌的你》,另一部是漫改的真人电影《李献计历险记》——无论怎么看,都与科幻电影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落差。

连周围的朋友也劝郭帆不如先拍《同桌的你2》,比科幻片容易得多,还能赚钱。(投黑马Tou.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兄弟宁浩也建议郭帆先弄一个中间档的,“可以做有视效、有动作的东西,先积累经验”。

“其实说得都挺对。”但郭帆认定的事没人劝得了,“有点像当年我想去拍电影的时候,被家人阻止的状态。”

1999年,郭帆不顾家里的反对,高考打定主意要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最后由于被划归在招生地域外而不得不到海南大学读了法律,也并没能动摇郭帆要成为一名导演的想法。从大一开始,郭帆就到海南电视台借摄像机自己拍短片。毕业后,他先后进过电视台、拍过广告、MV,把所有和导演相关的事都做了一遍。

2014年,郭帆执导的电影《同桌的你》以2000万的成本拿下4.56亿票房,闻风而动的资本纷纷找上门来,有200多个青春爱情片项目,但都被郭帆一一拒绝。他很坚决:“我当导演就是为了拍科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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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导演郭帆

1980年出生的郭帆正赶上中国科幻的低谷。那时,科幻曾一度被定性为“精神污染”。直到少年时代,他才得以接触更多与科幻有关的信息,《科幻世界》、《奥秘》是他的必读刊物,刘慈欣的作品更是一部也没落下。

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人,郭帆也从小得以接触大量新鲜事物和外来信息。那一时期的国产影视作品中,一部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曾令郭帆印象深刻。而来自好莱坞的《终结者2》更是使他萌生了拍科幻片的想法。

但直到入行后,郭帆才明白国产科幻电影长期空白的原因:一方面,科幻电影的发展需要国家实力的背书。另一方面,科幻片等大体量的电影制作需要倚赖强大的电影工业。但直到现在,中国电影行业依然大范围沿用老一辈“江湖习气”的做法,缺乏有效的分工、标准和管理。

尽管如此,郭帆仍然试图尝试科幻元素:《李献计历险记》用“差时症”的方式表现穿越时空的科幻感;《同桌的你》中也有意加入了一段奇幻的情节,尽管最后的成片中没能保留。

郭帆还憋着一个更大的想法,他希望推进中国的电影工业化。在拍《李献计历险记》时,他曾用三轮调研的方式决定剧情的走向。《同桌的你》时,他甚至会在开拍前配好音乐,拍摄也是严格按照流程。“可能因为我是学法律出身。”

真正颠覆郭帆对工业化认知的是2014年的一次好莱坞之行。当时,他因为《同桌的你》入选电影总局年轻导演交流计划,和宁浩,陈思诚、路阳、肖央一起被派往好莱坞参观。

“到那一看全傻了。好莱坞的工业化体制会对你产生冲击,给你心里埋颗种子,让你知道差距在哪。”郭帆对《三声》说。

回国后,这批见识过好莱坞工业体制的导演们纷纷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工业试验,宁浩筹划着《疯狂的外星人》,陈思诚拍了《唐人街探案》,郭帆也接手了《流浪地球》,并试图借此摸索出自己的一套工业化生产体系。

“那时候大家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每个人都意识到,好莱坞正在瞄准庞大的国内市场,而面对强大的好莱坞工业体系,如果中国电影不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将在十年内面临很大的危机。”

《流浪地球》计划

接手《流浪地球》没多久,郭帆就感受了一次心理上的过山车。

2015年8月,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国内对科幻的期待高涨。当时正逢IP概念大热,一年内有超过20本科幻小说的改编版权成交。加之此前游族影业高调宣布以2亿每部的投资投拍6部《三体》系列电影。“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呼声再次高涨。

热情转瞬即逝。2015年末,《三体》陆续传出制片人离职、特效团队被换的消息,不少刚启动的科幻项目也由于巨大的困难相继停摆。行业、资方和市场对科幻电影的态度急转直下。

刚启动的《流浪地球》也因此遇冷,没人关心,更没人看好。“做科幻电影最难的点并不是技术或者特效,而是信任。” 郭帆说,4年间质疑从未停止,“整个历程就是一步步证明的过程。”

做剧本之前,郭帆先花了8个月时间搭建了一百年的世界变化史,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中的地貌、洋流等方方面面。这是他在挑选项目时就有意设定,“我们要做近未来的故事,大概未来五六十年的样子,因为需要找到一些跟现实连接的支点”。

之后,郭帆找到此前多次合作的龚格尔,希望他担任电影的制片人和编剧。龚格尔和郭帆一样痴迷科幻,做过演员、音乐,却从未担任过制片人。但郭帆觉得他懂创作、懂流程,这就够了,“制片人不应该去弄钱,而是承担整个影片的制作管理”。

龚格尔也很爽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但我们两个对对方的信任从来没有动过摇”。2016年的春节,他和郭帆两个人就在他家,一人一台电脑,开始哐哐写剧本。后来,郭帆在北京东三环不远的三层小楼里成立了工作室,一个4人的编剧团队被组建起来。

对于要不要请刘慈欣加入,二人犹豫了很久,最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两个创作者在不同领域,最终要完成的是在作品上的握手,而不是现实生活中。”文学与电影的创作方式存在差异,郭帆认为电影不能单纯地讲世界观,“电影的核心就是人和情感,而且这种情感也应该是中国式的。”

为了实现这种中国式的情感,每次开剧本会都会爆发激烈的对抗。“这种强烈的对抗是基于对作品的负责,没有人是带有情绪性的。”龚格尔对《三声》表示。

最激烈的一场争执是关于结尾处父子间的对话。龚格尔和父亲的感情很好,在结尾处写了非常多的台词,十分动情。但郭帆提醒他,多数人与父亲都很少说话,其他编剧也应声附和。龚格尔这才意识到,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典型的中国家庭。

“父亲在家里永远是威严的象征,不太多言,但父爱是真切的。”郭帆说,只有把这个情感内核放在其他类型片里也成立的时候,它才是完整的、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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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式的情感,郭帆一直希望找到中国科幻的文化内核。“我们和好莱坞拼特效必死无疑,一定要找到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和中国人喜欢的故事。”

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下,郭帆找到了这一内核。当时,他曾为电影遍访全球的特效公司,工业光魔的视觉总监看完剧本后很疑惑,“你们的想法很奇怪啊,为什么当地球出现大危机的时候,你们不是造宇宙飞船,而是带着地球一起跑?”

这一句话点醒了郭帆。“西方文明是面朝大海仰望星空的,是一个不断走出去的文化,但中国人几千年来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我们对故土有深厚的情感。”

还有一处令美国人不解的是,剧本里有五千个发动机需要重启,为什么要出动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去营救?在郭帆看来,这和中国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有关,“有点像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十万的部队、志愿者,大家都是普通人,但都有可能成为英雄”。

“应该就基于这两点,一个是我们对土地的情感,一个是集体主义。”郭帆相信,在与好莱坞大制作的对抗中,中国本土化的精神内核将成为电影“弯道超车”的重要支点。

“中国科幻能够成立是基于国家强大的宏观背景。面对全球性的危机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不够强大,这些人站出来他的可信度就会很低,只有时代发展到这个点才有可能。”

新的格局

2016年1月,郭帆将剧本第一稿拿给中影。这个速度让对方十分惊讶。此后,他们又将剧本前后改了100版。

3个月后,初步的剧本终于完成,郭帆和龚格尔来到中影向投资方高层讲解剧本。郭帆心里忐忑,因为这场讲解将直接决定项目的命运。

历时两小时的讲述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讲到最后高潮部分的父子通话,讲述者和聆听者都眼中含泪。很快,项目拿到了中影内部的绿灯通过。

正在逐渐成型的剧本中,场景涉及地下城、冰原、行星发动机、宇宙空间站四大场景,跨度巨大,所有场景均需大量现场置景,且全片视效镜头预计超过90%。

这显示出了团队的巨大野心,但也意味着投资将远超中影的项目预算。在市场回报缺乏参照系、制作难度无法预料的前提下,《流浪地球》成了高风险项目。中影的犹豫也让郭帆团队的信心大打折扣。

那段时间,郭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最难的就是建立信任,不光是别人对你的信任,还有你对别人的信任。而且你对自己也怀疑,这个怀疑持续到现在都会有。”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到双方都可信任的新入局者共同推动。郭帆首先想到的就是北京文化。

当年,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还在万达影业任职,郭帆是第一批签约导演,此后宋歌离职成立摩天轮文化以及之后组建北京文化,郭帆又担纲拍摄了其投拍的第一个项目《同桌的你》,多年的合作让双方建立了很强的信任关系。

那几年,北京文化投拍的《心花路放》等作品均收获不俗的口碑和票房,表现出对新电影类型的强烈兴趣和操盘水平,也给了郭帆很大的信心。

2016年中,郭帆带着《流浪地球》项目找到北京文化,时任电影事业部总经理的张苗很快完成了对项目的评估。“我当时的判断是中国新的类型片、科幻片到了该博一次的时候了。使命感和对项目、市场、创作者的信任,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动力。宋歌总也做了决策。”张苗对《三声》说。

三个月后,北京文化作为项目的出品方,承制方,主控的宣发方强势进入。一方面为项目提供资金,承担超预算的部分,并负责资源整合和后续投融资。另一方面作为承制方,同时主控宣传和发行。2017年1月,北京文化曾发布公告,对《流浪地球》投资1.06亿元。

新的格局达成后,《流浪地球》开始迅速推进。

但科幻电影需要的大多数环节上的工种,国内团队的经验值都少得可怜。这让郭帆和龚格尔一时间又陷入求而不得的困境。曾担任《三体》美术指导的郜昂打动了郭帆,“他说他在做《三体》的时候该犯的错都犯了一轮了,我觉得这句话挺有魄力的,那就试一下”。

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在美学上人们难以产生对机械、科技的情感共鸣。因此,需要借助熟悉的事物引起国人对工业感的共鸣,郭帆唯一能找到的是“苏联元素”。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建立,大量苏联专家援华,帮助中国工业化迅速提升的同时,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大量文化印记,长安街上的许多建筑都是采用苏联式风格。与美国式风格带来的“奇观感”相比,苏联风格能够产生更强的情感连接。

以此为基础,所有视觉呈现都尽量还原熟悉感:大量采用中国人最熟悉的红色,服装的设计仿照连体工装,置景、装备没有采用科技感强烈的全息屏幕,“科技感甚至都没有iPhone高,这样才能感觉到它是一个摸得着抓得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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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帆认为,中国的设计不输国外,但缺乏把设计落到实物的人。过去数十年,古装、年代、战争题材影视兴起,培养出美术多是“装修”的概念,甚至许多是手工打造。但工业感的科幻场景中,大部分的机械配件都需要在工厂冲压或者3D打印后进行组装,很多时候还涉及线路安排、系统操作。

为此,在场景搭建之前,团队使用VR系统模拟出搭建场景,在里面预先进行踩点测试。团队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在中国电影剧组中从没出现过的视觉部门,进行统一管理调度——由于大量工作都是拓荒,这样的情况在《流浪地球》中数不胜数。

《流浪地球》最终道具超过1万件,“没有一件是可以直接买到的”。置景延展面积近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包括运载车、地下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

“难度核心不是创作,而是管理。”郭帆表示,由于科幻电影涉及大量的后期制作和其他配合工作,拍摄现场的临时调整将会造成所有环节的多米诺效应。

因此,前期筹备需要把所有的工作前置,为了让所有部门对电影最终效果最大化同步,在拍摄前,一共绘制了8000张分镜图,并配上音乐、对白,剪辑出一个160分钟的小电影,作为所有部门同步的依据。

 “我们现场不要创意,我们就是施工队”。郭帆说。

“疯子剧组”

2017年5月,《流浪地球》终于在东方影都开机。

龚格尔说,寻找演员耗时超过半年。问了几十个演员,都觉得中国科幻可能还没到时候。“所以这个海报上的每个人,都是英雄,他们的片酬极低,吴京零片酬,其他人的片酬加起来,都是这个片子投入的沧海一粟。”

联系上吴孟达的时候他刚大病初愈,最初看到剧本时还以为是个网剧。(投黑马Tou.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但经纪人的一句话说服了他,“他说这是第一部真正中国人自己拍的科幻片,将来会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有一个位置”。

吴孟达也遇上了演员生涯最难的一次拍摄。有一场戏,近70岁的吴孟达需要身穿40公斤重的外骨骼,带着玻璃面罩吊在威亚上,每拍几条,就需要马上吸氧,之后再继续拍摄。为了保证安全,郭帆安排了一名驻组医生随时待命。

吴孟达说,每天回到酒店,他会哭。但他已经把这部戏当做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各种突发状况也不断考验着团队每个人的神经。“我们知道会很困难,也想象过这个困难,只不过真正做的时候,发现这个困难比想象中大得多。”郭帆向《三声》回忆。

各种问题的不断叠加,项目不断超支,拍摄周期也一拖再拖。好在张苗在不断申请追加投资,没有对拍摄造成太大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信心即使在当时能够被这个主意点燃,也会在过程中不断被消磨。大量的参与者在过程中放弃了。”公开资料显示,连原本作为第二出品方的万达影视也在后续退出项目。

“这个时候,特别重要的就是相信我们的创作者。”张苗说。

在剧组,郭帆需要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控制情绪,并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很多时候需要去演好一个导演”。但每天拍摄结束躺在床上,焦虑感就向郭帆袭来,“心中两个小人打架,会一直怀疑自己。有时每天只睡2小时也会失眠。”但第二天一开工,郭帆又进入“疯子”模式。

吴孟达多次说,这是一个“疯子”导演带的“疯子”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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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帆也在不断改良自己的工业生产体系。他发现自己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导演部门,甚至在其中引入企业的管理经验。比如,明确岗位分工,服化道副导演需要盯紧制作进度,随时调整预案,并明确向谁汇报。

拍摄进入中后段,往往是最艰难的时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消磨着团队的热情,每个人身体的疲惫和情绪累积都到达了顶点。

有一次,全天的拍摄特别艰苦,郭帆把团队召集在一起,跟大家说,“影片上映的时候,如果听到旁边的观众说:‘你看这弄的什么?’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今天,我们多付出一点,别人如果还是不满意,你说没问题,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历时3个月,高强度的拍摄终于告一段落,但实际却是遇到了新的问题。“天上(空间站)重要的线找不到演员。”张苗说,“也可以随便找个人演,就看你是不是妥协”。

断档期持续了半年。2018年初时,终于有一位很著名的演员愿意出演。但在团队心里,始终有一个情结,“就是要一个适合演英雄的,你一定要问我谁适合演英雄,我觉得只有一个人。”张苗说。

抱着隐隐的期待,张苗找到此前合作《战狼2》的吴京。双方合作的《战狼2》创造了56亿票房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出于市场回报和角色形象考虑,吴京都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但对于说服吴京出演,张苗并没有太大把握。早在2017年,张苗和郭帆就找过吴京,但当时吴京忙于《战狼2》,而随着该片登顶华语票房冠军 ,吴京名噪一时,团队更觉希望渺茫。

没想到,吴京被《流浪地球》的样片感动到落泪。常年在外拍戏的他对于电影中的父子情深有感触,郭帆的处境也让他想起自己拍《战狼》的时候。当天晚上,吴京、张苗、郭帆、龚格尔四个人喝了一顿大酒,吴京爽快地答应出演。由于项目资金紧张,吴京甚至主动提出投资,并零片酬出演。

这让张苗极为感动:“当时,我虽然对各种超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他是第一个从投资层面相信我的,这很重要。你是一个孤独的跑步者,突然有一个人和你一起跑了,这个很感动。”

在张苗看来,吴京的加入给电影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除了资金之外,吴京作为出品方给这部中国科幻电影打上了“英雄”的标签,让更多人关注到这部电影和科幻这个新类型。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行业内对于科幻电影类型的信心和判断,打消了许多后来者的疑虑。

吴京加入后,越来越多的出品方参与进来,目前参与出品的公司达到26家,除了郭帆导演的北京文化关联公司郭帆文化,还包括在看片后加入的阿里影业、腾讯影业等。

“这种感觉就像阿甘在跑步一样”。张苗说。

“没什么遗憾”

提前多场点映后,几乎所有评论都对《流浪地球》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郭帆摸索出的一套工业化生产体系。

在创作阶段,为了构建起这个未来世界,编剧的工作量成倍于现实题材电影,编剧组成员一度增加到7个。郭帆引入了一个剧本标准化系统,不仅可以统一剧本格式,实现多位编剧的协同工作,还可以统一对接后续制片、导演、摄影等各类软件。“比如每个人物戏份的曲线,情节点是否充分,一个数据表全部出来。”

由于创作中诞生了大量全新的概念,需要新增一个概念设计程序,每写一部分剧本,就要把其中的内容画出来,“比如房间里多了一个仪器,编剧就可以根据这个往下再编细化的故事,是一个来回交互的过程”。最后,仅概念图就画了3000张。

郭帆发现,尽管编剧系统可以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但直接复制好莱坞的方式大多时候都推不动。年轻团队相对容易接受,而一些年龄较长的人员则会排斥或者受限。“好莱坞的管理和分工的边际是尖锐的,而中国是像国画一样渐变的,现在考虑的是应该在观点中加入更多柔性的和人性化的东西。这个东西你抓准了,它才能在中国落地。”

在后期阶段,这套工业化生产体系甚至让不少人对《流浪地球》的视觉呈现给出了“不输给好莱坞”的评价。

拥有全球市场的好莱坞可以在视效成本上实现最顶级的投入。比如,好莱坞A类特效电影一个7-15秒的高难度镜头,投入在12万-28万美元之间。但《流浪地球》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用数十分之一的成本,满足同样挑剔的观众。

在《流浪地球》粗剪初期,视效镜头高达4000个,最终留下的有2200个左右。这一数量甚至超过了一些常规电影全片的镜头量。而且,其中50%是高难度镜头,有一个镜头最多改了251稿,花费一两百万元,“但是这样的镜头在好莱坞的价格最起码乘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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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其实有顶尖的人,但是我们养不起,只能拿梦想去和他们碰撞。”龚格尔对《三声》解释说,所有参与制作的团队几乎都在赔钱,仅前期的物理视效公司,就有两家重组和倒闭。后期视效公司中,中德合资的Pixomondo公司,不得不去欧洲申请欧洲补贴。“但是他们赔钱也认,因为他们觉得值。如果做《流浪地球2》,就不可能这样了。”这个前无古人的项目,对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一次豪赌。

在后期视效环节,原计划采用1家视效公司调整为4家——包括曾制作《绣春刀-修罗战场》的MORE VFX,制作《寻龙诀》的橙视觉、制作《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Dexter,制作《一步之遥》的Pixomondo——以便根据每家公司自身的优势分配不同的场景,同时可以平衡制作上可能出现的风险。

这也大大增加了多家公司对接和协同的难度。每家公司的内部流程、软件、渲染器、文件名等都需要磨合,在各家公司之间共享和交互的流程也需要建立系统进行预演和问题模拟,磨合了两三个月后,四家特效公司,以及主创团队、后期之间形成了高效的协作方式,最终让电影得以如期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流浪地球》的制作背后,是中国科幻电影人共同的努力。“这个项目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包括《三体》剧组,张小北的《拓星者》,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我们都在互相帮助。”龚格尔说。

同在今年春节档的《疯狂的外星人》当时出借了一个40多平米的置景,后来他们遇到技术问题,又是《流浪地球》带着新西兰的维塔工作室帮忙解决的;《三体》的制片主任传授了大量此前的项目经验;《流浪地球》的预告片则出自张小北的太空堡垒公司。

“这是一种团结。这不是基于某个人对某个人的信任,而是一种集体的使命感。”龚格尔说。

《流浪地球》从最开始一个人,到不断有新的力量加入,郭帆数了数,片尾的字幕里参与者达到了7000人。他把电影的剪辑线拉在一屏里,感觉那个形状很像一个人的DNA,“电影其实是有生命的,开始纯粹靠梦想去坚持,到后来越来越好的艺术家的加入,它会有自己的气场”。

在开拍前,郭帆曾经“不那么科技”地到妈祖庙求了签,写的几个字是“祝一切顺利”,(投黑马Tou.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前几天他去还愿,又写了四个字“无愧于心”。

“可能有人问我,你这四年有什么遗憾的地方?我觉得没什么遗憾的地方,我竭尽全力了,这就是我最好的状态。”

(文章来源于:三声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