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

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

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却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

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

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但是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

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

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

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作者 | 周其仁
摘编 | 财经会议圈

一级市场，要被AI彻底颠覆了？

找项目不用靠投资经理，AI可以代替了。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瑞典 PE 巨头殷拓集团EQT靠AI做投资的文章。

文中提到，EQT靠AI挖水下项目，成绩不俗，已经完成了15笔交易，其中2笔交易估值超10亿美元，妥妥独角兽级别，还有1笔已经被收购。

挖掘水下项目，对所有投资机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家欧洲老牌PE竟然靠AI实现了，这不是明摆着抢了投资经理的饭碗？原本靠人脉关系、信息差赚钱的一级市场，这么快就要被AI彻底颠覆了？

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我去仔细研究了一下。

欧洲豪门PE靠AI挖水下项目

先简单介绍下殷拓集团EQT，这家机构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在欧洲算得上是一家豪门PE。

EQT，是瑞典银瑞达集团(Investor AB) 在1994年创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银瑞达是北欧最大实业控股公司，旗下包括ABB、爱立信等多家世界五百强公司，投资聚焦美国、北欧和亚洲的非上市公司。其创始家族是“瑞典无冕之王”瓦伦堡家族，至今已经传承了六代接班人，与美国洛克菲勒、摩根家族齐名。

值得一提的是，蔡崇信的老东家也是银瑞达(Investor AB)。1999年，时任Investor AB 大中华区高管的蔡崇信远赴杭州考察马云的创业项目后，毅然辞掉了当时年薪70万美元的工作，加入了马云的草根团队，月薪500元人民币任CFO。

EQT背后金主除了银瑞达，还有纽约市退休基金、德州和丹斯克银行A/S教师退休基金等超级LP。2019年，EQT成功上市，成为欧洲第一家上市PE。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EQT的FAUM（可收取管理费的AUM）高达1280亿欧元（约合10009亿元人民币）。

别看EQT拿的是“老钱”，但做派十分前沿。

早在ChatGPT蹿红之前，EQT已经开始用AI找项目了。2016年，EQT内部搭建了一款AI驱动系统Motherbrain，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寻找项目。文章开头也提到，AI表现不俗，完成15笔交易，出了2个独角兽。

举个例子。比如，EQT 在2018年5月领投的AnyDesk一轮760万美元融资，正是靠AI找到的项目。

AnyDesk是一家德国初创企业，做远程操控桌面软件的。公司体量不大，但已经实现了正现金流，之前也没接触过资本，也没主动找外部融资，就这么一家处在水下无人问津的项目，却被EQT的AI系统监控到了，并将项目推荐给了投资团队。

Motherbrain之所以能发现AnyDesk，是因为这个AI系统从创立开始，不断积累数据，监控了数百万家公司。监控维度包括融资、金融消息、网站排名和应用排名、社交网络活动等。一旦有企业能满足EQT投资标准，Motherbrain会立即发现，并按照优先次序给出候选名单：建议基金现在应该关注哪些公司。AnyDesk在各项数据中表现优秀，顺理成章被AI筛选了出来。

除了“找项目”之外，Motherbrain目前已经渗透到 EQT 所有流程中，被全球23个办公室的投资团队所使用。Motherbrain在EQT中扮演的角色大致有三：

一是机构组织内部管理，类似飞书或者OA系统之类；

二是充当投资分析师。通过收集所有业务领域的信息，并根据预测指标，提示风险或机会，帮助投资团队监控市场。

三是投后管理。EQT让被投企业一起使用Motherbrain，可以帮助被投企业招聘、监控竞争对手、发现市场新趋势等，也帮助EQT寻找合适的收购机会。

EQT是一家科技基因很强的PE。EQT不少合伙人也并非投资出身，而是欧洲科技公司高管。Motherbrain在EQT内部很受重视。甚至配有投资数据的专家，负责对数据进行关联，维护、评估，以保证AI系统更加精准。

看来，是一伙科技界人士的杀入，来“革”投资行业的“新”了——世界上的故事总是如此。

不少投资机构开始拥抱AI

EQT不是唯一一家利用AI做投资的机构，不少对冲基金和投行都开始拥抱AI了。

对冲巨头桥水基金，将于2024年7月推出一支由AI驱动的基金，通过机器学习复制投资过程的每个阶段。桥水方面表示，AI可以更高效处理和分析大量信息，理解市场趋势和预测未来的投资机会，并最终做出更精准的投资决策。

“让AI渗透进投资的每一个阶段”这一愿景现阶段来看，实现起来还有一定难度，但“取代实习生”应该不成问题。

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推出了一款生成式AI助手AI @ Morgan Stanley Assistant，相当于财务顾问版ChatGPT，可以帮助财务顾问解析大量研究和数据，未来可供 16000 名顾问使用。

同样，花旗银行也利用AI在内容生成上做尝试，包括面向技术人员的代码生成和销售团队的营销材料生成等。目前，花旗银行各业务部门无论是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技术和运营，还是机构业务，都在积极拥抱AI，将之前的dirty work转交给AI完成。

AI除了能在工作内容层面助力，对于规模庞大、业务繁杂、人员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来讲，AI还能帮助机构管理投资人，让这群“聪明人”在一起更高效合作。

全球最大的上市对冲基金 Man Group，管理着 1612 亿美元（约合11529亿人民币）的资产，成立了一个专注于生成式 AI的新团队，目的是为整个公司制定和执行生成式AI，改变投资人之前的工作方式。除了帮助内部提高对话效率、代码生成、文档搜索和生成等常见的AI辅助功能之外，Man Group最终希望能够创建一个”alpha 助手”，将团队输入的特定指令，直接生成投资策略。

整套故事看完，我们还得辩证地谈谈结论。

从投资、金融机构对AI的热情可以看出，AI在金融圈已经展现出了财富效应。尤其是对冲基金，可以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得出更精准的判断，这都基于股票是标准化产品，可以被量化。

但一级市场投资是非标市场，很多过程需要人的参与，这是AI无法实现的。比如，投资人需要在初期阶段跟创业者见面，拿到一手非公开数据，或者说服对方拿到份额。另外，早期投资往往缺少确定的财务数据，数据不完整可能会导致AI分析结果错误，这就需要投资人根据过往经验，进行最终的判断。

虽然AI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没有本质变化，AI能寻找，不能触达。针对这一点，EQT合伙人也坦言，“Motherbrain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点与谁建立关系。”

AI到底起多大作用，只有EQT自己知道；AI将来能起多大作用，没人知道。但好消息是，钱是真的赚到了。

摘编 | 东四十条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