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斯威夫特效应”

说起来很奇怪，第一个问我“霉霉是谁”的人是我爸。一位1965年出生，体制内工作，一句英语也不会说，车上只有刀郎专辑的中年男士。去年10月的一天夜里，他给我打来电话，背景音里面还有人在搓麻将。
他问我：“霉霉是谁？”
我说：“一位挺有名的美国女歌星，‘霉霉’是她在中国的外号，怎么了？”
“她那个演唱会有那么厉害啊？听说很多城市都想请她去演出。要是她来我们这里，你要不要我去给你抢张票？”
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感觉到，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这个在我的随机播放列表里偶尔出现的歌手不知何时拥有了一种超出娱乐圈的影响力。它外溢到经济、文学、政治领域，甚至渗入大洋彼岸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2023年12月31日，《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大电影在中国上映，这部电影记录了泰勒·斯威夫特去年8月在洛杉矶的三场演出，时长接近三小时。这种坐在电影院看演唱会的新鲜形式吸引了大量无法亲身前往泰勒演唱会的粉丝，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路人。
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我坐在北京中关村一家中型影院里看完了这场演唱会电影。观众席坐了20来个人，已经比我平常观看的一些非热门电影上座率要高。没有粉丝专场那种沉浸式氛围，我静坐着看完了全场，甚至觉得还有点漫长。直到伴着片尾的“霉国国歌”《不朽》（Long Live）起身的时候，我才回头看了看其他观众的表情。大多数人仍然正襟危坐，不管是不是粉丝，他们都能在高潮处突然大声吼出那句——“不朽！”（Long Live!）
三个月后，这部影片在中国的票房突破1亿元人民币，累计观影人数超过200万，打破中国音乐纪录片票房纪录，全球票房超过2.6亿美元，《名利场》记者称之为好莱坞罢工背景下的票房救星。

泰勒在加州SoFi体育场演出，后来的大电影展现的就是在这里的三场表演
随着这位美国女歌手的巡演足迹逐渐靠近中国，她的传说也变得越来越可触摸。2月到3月，不断有中国人前往日本和新加坡现场观看“时代巡回”演唱会，在社交网站发布热血沸腾的现场视频。淘宝上的塑料串珠生意红火起来，粉丝用它们制作带有泰勒歌名的“友谊手链”。稀奇古怪的周边生意衍生出来——去过演唱会的人，开始在闲鱼售卖霉霉演唱会的腕带式荧光灯，甚至谢幕时喷射的彩纸碎片。2月末的一天，当我坐在楼下理发店洗头时，平时播放抖音神曲的喇叭里突然出现了泰勒·斯威夫特的《爱人》（Lover），听得我脑瓜子一激灵。
我们不得不谈论泰勒·斯威夫特。从传媒界到学术界，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泰勒·斯威夫特造词风潮。“泰勒·斯威夫特效应”（the Taylor Swift effect）、“斯威夫特经济”（Swiftonomics）、“斯威夫特文学”（Swifterature）、“斯威夫特演唱会后遗症”（post Taylor Swift depression），所有人都想分析她的成功，也借她的能量塑造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贡扎加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莱恩·赫尔佐格（Ryan Herzog）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合作开发了一门经济学课程，用霉霉来说明经济学中的八种原理。他对我说：“我们用她设计经济学课程，商店播放她的歌曲吸引客人，大学里开设关于她的文学课，你们用她写文章。每个人都可以用她变现。”
2023年底，《时代》周刊将泰勒·斯威夫特评选为年度人物，成为《时代》1927年创刊以来第一位成为年度人物的艺人，而且是少有的女性。主编颇有自省意识地在获选理由里写道，1999年以前，该系列评选一直被命名为“Man of the Year”——被选中的人往往是全球领导人和首席执行官，这些职位长期由男性担任。而如今，影响世界的人不再只是位高权重的男性，“在一个充满分裂、无数机制正在失效的世界里，泰勒·斯威夫特找到了一种超越边界、照亮他人的途径。今天，地球上没有其他人能够如此出色地感动这么多人”。

仅从专辑销量、演唱会票房这些音乐成就的硬性指标来看，这位200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出道的年轻女歌手，确实超过了许多前辈巨星。截至2023年12月，“时代巡回”演唱会已经成为历史上票房最高的演唱会，票房超过10.4亿美元，打破了同年的艾顿·约翰（Elton John）巡演票房（9.39亿美元），超过后面两位——碧昂斯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演唱会票房之和，也打破了麦当娜保持了14年之久的女歌手演唱会票房纪录。
2023年，她在VMA斩获9项大奖，获奖总数达到23项，超过麦当娜。2024年2月，泰勒在Billborad 200榜单上创下纪录，她的专辑在前十榜单的累计上榜周数达到384周，打破了披头士保持了60年的纪录。如果以数字为衡量标准，只有迈克尔·杰克逊的成就她短期无法超越，但迈克尔·杰克逊的职业生涯长达40年，而泰勒才出道18年。去年，当泰勒在AMA的获奖总数超过杰克逊的时候，主持人卡罗尔·金（Carole King）说：“最好的尚未到来。”
商业成功将霉霉的声名推向顶峰，超出娱乐圈的范畴。根据去年10月的数据，仅“时代巡回”演唱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就达到57亿美元，超过全球35个国家。美国旅游协会表示，如果考虑到那些可能没有实际参加音乐会但参与活动周边消费的消费者的间接支出，这一数字可能接近100亿美元。2023年8月，平价连锁酒店Travelodge宣布，他们旗下酒店在爱丁堡、利物浦和卡迪夫三个城市泰勒·斯威夫特2024年英国巡演期间的房间已全部售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里被称为“Funflation”，意为消费者愿意为演唱会等娱乐活动付出额外高昂的价格，承受物价波动的现象。
在唱片时代的巨星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和布兰妮以后，我们似乎再也没见过这样掀起全球各行各业关注的流行文化偶像。互联网崛起意味着圈层化，它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出了安放个人特质的空间，也使得我们处于一个个割裂、流动、脆弱的小圈子里。每个歌手都能找到自己的听众，也意味着几乎没有一个歌手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而泰勒·斯威夫特可能是一个例外。谁在听泰勒·斯威夫特？根据晨间咨询机构（Morning Consult）在2023年进行的调查，美国有5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是斯威夫特的粉丝，其中44%自称为“Swifties”，16%被归类为她的“狂热”粉丝。在这些粉丝中，52%为女性，48%为男性。就年龄而言，45%为千禧一代，23%为婴儿潮一代，21%为X世代，11%为Z世代，囊括了上世纪40年代到2010年以后出生的所有年龄段。在美国以外，“霉粉”的分布几乎不受语言和种族的限制。Betway网站去年做了一次美国以外“霉粉”画像调查，根据“泰勒·斯威夫特”名字的网络搜索量、Spotify歌曲播放量、每个月当地城市举办的相关活动等指标综合打分，排名前十的城市除了来自英语地区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还有苏黎世和柏林。

“真实”代言人

要全面分析泰勒·斯威夫特的成功是困难的。她的声名鹊起背后有全球女权运动发展的浪潮推动，在她成为年度人物的这一年，《芭比》票房大爆，《可怜的东西》把艾玛·斯通再次送上奥斯卡领奖台，女性的成功不再容许贬低与扭曲。与此并行的是，斯威夫特的商业成功以稳定的音乐产出和出色的营销策略为支撑，在“时代巡回”演唱会期间，她连续发表新专辑和重录专辑，并第四次拿下格莱美“年度专辑”奖项，还有一张新专辑即将于4月推出。八卦新闻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在结束了和乔·阿尔文低调隐秘的恋情后，她与橄榄球球星特拉维斯·凯尔斯高调恋爱，每次在球场亮相都能带动一小波堪萨斯城的消费热潮。
无论将泰勒·斯威夫特视为一种全球文化符号，还是消费产品，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愿意为她买单？如果说泰勒代表了一种共有的新憧憬，那究竟是什么？
在采访中，我和经济学家、音乐教授、粉丝文化研究者交谈，他们都会告诉我，在泰勒充满变化的职业生涯中，最核心的驱动力就是她的音乐，而她的音乐魅力又与她的个人成长密切相关。她最重要的特质是“真实”。

18岁的泰勒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体育场演唱国歌
“真实”（authentic）是美国《韦氏词典》选出的2023年年度词汇。去年，这个词的在线搜索量大幅增加。《韦氏词典》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AI兴起让人们对真实之物的存在感到怀疑，“真假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它代表着在仿真技术兴起的年代，我们多么渴望留住“不虚假或不模仿”“忠于自己的个性、精神或性格”的东西。韦氏词典将泰勒·斯威夫特作为一个例子，“因为这位流行巨星和其他人都因寻求‘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自我’的声明而成为2023年的头条新闻”。
在采访中，我遇到了在不同人生阶段喜欢上她的粉丝。有与泰勒同年出生的中国男生，有8岁开始喜欢泰勒的24岁女生，还有四五十岁突然喜欢上泰勒的民谣专辑的中年男性。他们都提到一个词——“共鸣”。这个答案听起来简单，但是要做到与这么庞大的人群产生共鸣则非常困难。这要求一个人不仅忠于自己，而且能够真实地将自己的内在袒露，从而和他人达成真实联结。
从“局外人”“受害者”，到成为“主导者”“产生影响力的人”，泰勒·斯威夫特不再是爱情里心碎的女孩，而是一个“向前一步”的大女人，贯穿其中的是“真诚的自我”。某种程度上，她找到了一个分裂时代唯一能够让所有人同意的观点：要做真实的自己，不接受规训与无端指摘。这个并不新鲜的观点，由于她高度坦诚的自我书写和无可置疑的成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合法性。

《1989》专辑时期的泰勒 · 斯威夫特已经初现“大女人”形象
英国记者罗斯·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中讨论了为何我们要追求真实。“真实性不仅仅是人际属性，它也有商业价值。营销者、广告商、商业领袖都寻求让自己与时俱进，都渴望吸引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注意。他们认为，真实性是通向我们情感、思想和钱包的途径。”
但保持真实是门难以掌握的技艺，“尽管有很多呼声要你每天做完整真实的自己，但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做到这一点，主要取决于你属于或被认为属于什么群体，以及你的群体位于社会阶级的什么位置”。真实意味着付出巨大的情绪劳动，你要应对保持真实带来的评判，也要努力维持真实的可信度，否则可能带来第二波后坐力。“我们需要创造这样的世界：真正表达真实性的机会不只在表面上平等，而且与进行情绪劳动的要求相匹配。”

从这个角度讲，为了爬升到能够“做自己”的地位，泰勒·斯威夫特替她的听众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情绪劳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成功经常伴随着荡妇羞辱和“浅薄俗气”的评判，她是一个女性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所能经受的各种打击的集合体。她的中文外号“霉霉”多少概括出她曾经的艰难处境，她曾经是“美国甜心”“小美人”，也是连续几年格莱美陪跑的“倒霉鬼”。
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对我说，泰勒·斯威夫特是一个“榜样”。她努力工作，换取丰厚回报，同时让人相信，她所做的一切全部出于本心。2017年以前，她是向往爱情的乡村女歌手，是高度依赖外界赞扬的“好女孩”，多少有点讨好型人格，会在电视节目上说“我不确定人们想不想知道一个22岁的女歌手的政治观点”。当她面对美国分裂的政治现状，想要打破政治沉默的时候，她会哭泣着和男性团队争论“我想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她最大的职业危机也来自于“真实感”的坍塌，在2016年与坎耶·维斯特和金·卡戴珊的电话录音风波中，她被一边倒地贴上“虚伪的说谎精”标签，经受了长达四年的网络暴力。

做真实的自己意味着取舍，你是要孤独的自由，还是要牺牲自由换取归属感？霉霉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用一张充满黑暗质感的专辑《名誉》（Reputation）回应网暴者，在此后的每张专辑里都有送给“黑子”的歌曲。她不再当好女孩，而是硬气地宣称：“I don’t start shit, but I can tell how it ends”（我不会主动挑事，但不要挑衅，我会让你下场凄惨）。她不再被动接受那些荡妇羞辱或者嫉妒，即使为爱情神伤，也理直气壮地“Chasing that fame”（追名逐利）。先做自己，然后就会获得可靠的归属感，至少在她讲述的故事里，情节是这样发展的。而我们也渴望自己的故事像她的一样，拥有一个光明的结局。

渴望归属的一代

美国TED演讲者布琳·布朗写了一整本书讨论现代人的归属感，她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想要找出两个答案：关于归属感，人们关心的是什么？想得到的是什么？
受访者的答案出乎意料地错综复杂。“他们希望能够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分子——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结，而且不用牺牲自己的真实性、自由或者权利。”这听起来很矛盾，既要个性化的自由空间，还想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如今，对泰勒·斯威夫特的肯定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情绪，我们厌倦了界限与分裂，我们想要在保证真实自我的前提下，切实地感受到归属感。
泰勒·斯威夫特构建了一个全球化社区。对于前所未有地自由，又前所未有地孤独的互联网一代，这种归属感难能可贵。在这期封面里，我们去了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现场，亲身感受她的影响力。我们与世界各地关注泰勒·斯威夫特，研究她在商业、文化和音乐方面影响力的学者交谈，讨论她为何值得关注。我们也探索了霉霉对中国小商品市场，尤其是串珠手链和亮片裙销售商的影响，尽管远隔重洋，她对中国市场产生的影响同样耐人寻味。此外，还有她在音乐风格、时尚造型中的个人演变。
写完这期封面，我还是怀疑，泰勒·斯威夫特真的有《时代》周刊声称的那种弥合裂痕的能力吗？毕竟在社交媒体的渲染下，这一切看起来变得像个神话。

在新加坡演唱会现场，75岁的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传奇投资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发出一张咧嘴大笑、表情迷幻的自拍，配文建议泰勒去竞选美国总统。“我意识到她比任何一位候选人都能更好地将美国人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而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事情。”事后，达利欧解释说这句话是半开玩笑——叫泰勒去竞选总统是玩笑，但后半句是真的，他确实认为她有团结一切人群的力量。
我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艺术与文化系媒体与流行文化助理教授西蒙妮·德莱森（Simone Driessen）谈起这个趣闻，她对我笑了笑。“哪怕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受众，也对泰勒·斯威夫特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由于她过于成功，现在出现了许多关于她的阴谋论，也有美国保守派攻击她30多岁还不成家。”西蒙妮说，“我不认为她真的会去竞选总统，这像是电影里的场景。她像一个理想的形象，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一个场馆内，享受同一种文化产品，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场景。此时此刻她受到的欢迎反映出一种情感，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将如此不同的人群联结在一起，而她能在演唱会的三小时内创造出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为何我们不能只是嘲笑她或者轻视她，而要严肃地看待她。因为她至少提供了惊鸿一瞥，我们的社会可以是这个样子。”

摘编 | 三联生活周刊
撰文 | 肖楚舟